中国工业故事之核电迷局7国家名片
1、“军转民”的磨难历程
从获得经济收益的角度讲，核动力院在年代前七八年的“军转民”过程中几乎什么事都没做成（连汽水厂都倒闭了），但仍然得到了长远意义上的收获。第一，“军转民”的经验使核动力院为用户设计产品的能力大大提高，为后来的秦山二期中标打下基础。第二，完成了组织整合。
核动力院的队伍是在工程大会战中从全国调来的，这样建立起来的组织往往长期存在内部隔阂的问题，但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下并经历了“孔雀东南飞”之后，核动力院逐渐成为一个同舟共济的组织——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或不想走的就永远留了下来。
除了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隶属关系，院里的人不再与北京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机构存在什么组织上的瓜葛。于是，核动力院的独特组织文化也逐渐形成。在工作态度上，他们吃苦耐劳，习惯于自己动手，一些核电运营商对核动力院人员的评价是，“山里来的人就是朴实”；在技术上，他们具有极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什么外国技术都敢改，原因非常简单：以核潜艇动力系统为起源，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直到年代末，被困在夹江山区的核动力院仍然在“流血”，每年都有很多技术骨干流失。年10月，当钱积惠接替任和主持核动力院工作时，他所感受到的是形势越来越艰难。在他当院领导的头两年，核动力院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才流失，每年都要有多名技术骨干从山沟里跳到待遇和条件更好的单位去。钱积惠坐不住了，如果这样下去，多年培养起来的核动力技术力量用不了几年就走光了。
钱积惠注意到，虽然此时国务院决定把核动力院列入三线调整计划，部分科技力量迁进成都市，但国家规划计划部门并没有认识到自主发展核动力的重要性。年5月2日，钱积惠上书江泽民。他在信中直言国家对核动力基础研究的忽视以及核动力研究基地所面临的困境，并呼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的核大国，作为一个已经拥有核潜艇并还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用舰船核动力的国家，理应也有能力走自主发展核电的道路。
江泽民收到了钱积惠的信，并于当年6月15日对信作出批示，赞同支持核动力骨干实验装置的建设。此后，国家计委批准对核动力院投资1.8亿元在成都建设一批军民核动力骨干试验装置，同时依托这个项目实现了核动力院从夹江到成都的搬迁（涉核的部分仍然留在夹江）。这一项目被称为“工程”。
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工程建设的试验手段对于开发核反应堆是至关重要的。该工程从年8月开始初步设计，-年完成大部分试验装置的安装。在核动力院反应堆试验研究所，18台（套）复杂的试验装置分布在巨大的厂房里，它们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反应堆工程试验研究：控制棒驱动线冷态水力试验装置、堆芯整体水力模拟试验装置、AC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试验装置、氟利昂热工装置、大型热工试验装置、6m×6m地震模拟试验台、水化学试验装置、动力设备综合试验装置、舰船核动力主设备支撑抗冲击试验装置、舰船核动力主泵试验台……有些装置据称世界仅有。所有这些试验装置全部是核动力院自己设计的，为后来的秦山二期核电站压水堆的自主设计和建造，以及新一代核潜艇的开发，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2、把火种保存下来
即使在最困难的阶段，核动力院始终坚持着对核潜艇动力堆的研究，一直坚持到年代末中国上马第二代核潜艇工程。本文无意触及高度保密的话题，这里只讲一下第一位新型反应堆总设计师刘聚奎的经历。
刘聚奎从年代中期就在所参与设计核潜艇动力堆的总体结构方案。年，他受命研究下一代潜艇核动力技术。当所搬迁到基地时，他只身从北京来到四川夹江。在设计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堆）的过程中，刘聚奎是燃料组件总体结构论证课题组的负责人，也是研制燃料棒定位格架等重要部件的创始人之一，为解决燃料棒定位问题立下汗马功劳。他和同事们创造出来的束棒型控制棒在当时是世界首创，使堆高降低约一米，使堆舱和主机舱得到较好的匹配（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6:41-42）。
堆早期实验室堆建成后，刘聚奎继续从事新型反应堆的研究设计。年代末，在“军转民”的大势下，研究陷入停滞状态。为了争取项目立项以使研究持续下去，项目组每年都要与有关部门开协调会，论证、争辩甚至争吵。
年秋的天，赵仁恺把刘聚奎等几个参加论证会的人拉上，花10元钱在北京动物园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请大家吃了一顿狗肉。那是一顿伤心饭，因为回到基地后，项目组就基本解散了。在随后的几年里，科研人员因为无事可做纷纷调走。刘聚奎也找好了接收单位，准备一走了之。他说：年代搞潜艇动力堆时，条件那么艰苦，大家都没想过离开；但没有任务、没有方向，不走又能怎么办？
是核动力院参与核电的努力把刘聚奎留下了——他参加了吉林化工公司、辽阳化工总厂和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建设小型核热电厂的可行性论证工作，又参加了秦山二期工程的早期方案演练和总体方案设计工作。在从军用核动力转向核电研究的过程中，他忘我地学习新领域的知识，但也从来没有放弃对新型动力堆的研究。
刘聚奎三十年如一日，坚信新型反应堆的可行性，而这三十年恰恰是中国核潜艇工程的断档期。在没有项目背景、没有国家经费投入，几十年辛辛苦苦的追求有可能付诸东流的情况下，他没有丝毫的动摇。他是参加了“八五”“九五”“十五”军用核动力预研规划的“三朝元老”（退休后还被邀请参加“十一五”规划），目光始终盯着世界先进水平和发展方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核动力院才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哪怕是自筹资金，也坚持了对新型反应堆的长期探索研究。
年，停顿多年的新型反应堆预研工作又提上议事日程。刘聚奎被核动力院任命为第一任新型动力装置的总设计师。他上任后任劳任怨，以无私的奉献为工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把这个火种保存下来并最终点燃的刘聚奎总设计师早已退休；但同时，新型反应堆的工程也已经上马，而装备这种动力之源的新型核潜艇必将为捍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做出重大贡献。
3、“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将不忘你们的伟大贡献！”
由于对核潜艇工程的高度保密（其程度甚至超过航天）、理解复杂技术的困难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核动力院的业绩一直鲜为人知，它也一直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在中国至今仍未摆脱的大工程行政分包体制下，人们看到的只是处于行政等级上层的“总包”方，而看不见真正负责开发核心技术的组织。
例如，秦山二期建成后，负责土木建筑的总包院技术负责人成为院士，而核动力院负责核岛系统设计的总师闵元佑却当不上。我们在6年6月访谈闵总时，他的手总是在抖——那是因开发秦山二期核反应堆承受巨大压力而落下的病根。
今天，核潜艇艇体的设计师被媒体尊崇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但为潜艇开发了核动力系统的人却依旧默默无闻（这是奇怪的，因为核潜艇之所以被称为核潜艇，就是因为潜艇的动力源是核反应堆）。
中国海军第一艘核潜艇在十几年前各行政主体纷争不断的阶段，核动力院曾经想走一条为所有客户供应核岛系统的市场化道路，结果是中核集团撤换了有独立见解的院长，予以惩戒。
在“军转民”最困难的时期（年代至年代前期），到一院视察的国防科工委领导对所见所闻潸然泪下。回到北京后，他要求九院派人去一院学习。九院是谁？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带出来的团队——中国核武器研究设计院。让这样的单位向一院学习，可见核动力院的事迹有什么样的分量。
根据6年7月20日《环球时报》（第8版）的报道，印度从年开发核潜艇以来的15年间，花了多亿美元，因为实在难以完成核动力装置的建造，不得不向俄罗斯租借核潜艇。
相比之下，中国对核动力院前40年的全部投资还不及购买一个外国核电站的钱，而被饿得骨瘦嶙峋且经常受气的核动力院却为中国核海军贡献了关键技术、装备和中国自主发展核电的技术基础。
也是在那个时期，到核动力院视察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也流了泪，他在一院干部大会上说：“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将不忘你们的伟大贡献，你们受委屈了！”
今天重提往事，是因为伴随中国核动力成长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不可遗忘，何况这种精神恰恰符合技术开发的逻辑。事实上，改革不合理体制的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都可以说清楚，只不过本文不是地方。
当我们十几年前访问时，核动力院的第三代总师队伍已经成长起来，整个技术团队也越来越变成以四川籍人员为主的状况。屈指一算，该院的第四代总师们今天也应该开始担纲。希望年轻一代继承前辈的精神，希望今天的中核集团领导们善待核动力院，也希望核动力院的领导们善待前辈。
4、“华龙一号”的技术渊源
“华龙一号”的设计基础是秦山二期核电站。核动力院在秦山二期中标并非偶然，完全是凭技术实力赢得的。这种实力不但来自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高通量工程试验堆这样的国家项目，而且来自开拓核动力市场以及为核电建设提供技术支援的经验，更来自在长期技术研发中形成的创造性。
在“军转民”的困难时期，核动力院仍然保持着技术研发的“冲动”，在国家下马的项目基础上建成了乏燃料堆（岷江堆），以利用高通量堆使用过的乏燃料。更典型的项目是被称为核动力院“第三个里程碑”的脉冲堆，它的上马过程完全是自下而上推动的。
脉冲堆是使用铀氢锆燃料元件、具有脉冲运行能力的小型池式试验堆（热中子反应堆）。年，美国通用原子公司（GulfGeneralAtomicCorporation）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脉冲堆，一直独家垄断技术和市场。年，核动力院的技术人员从报刊上获得脉冲堆的信息后，开始研究并向院里提出建堆的建议。年4月，核动力院把研究人员提出的概念设计方案上报二机部。虽然很快得到批准，但它只是一个没有列入国家计划、没有经费的项目，只能靠院里东拼西凑地自筹资金。
年担任脉冲堆研制组技术负责人的夏祥贵，在项目一度因人员调走、经费减少而前景黯淡的条件下，坚持了整整10年。脉冲堆的特性主要取决于其特殊的燃料元件，承担开发燃料元件任务的四所是一支吃苦耐劳的队伍。经过几年的努力，课题组用自己独创的氢化工艺实现了渗氢，于年4—9月正式生产铀氢锆燃料元件。为了省钱，从年4月开始正式安装的脉冲堆建在一个废弃的厂房。
现场总指挥李达忠对当年最深的回忆就是“真是太累了”。工程组副组长丁家祥出身工人技师，9年从上海调到基地。他在上海时参加过中国自主开发的第一台12.5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的建设，到四川夹江后又参加了陆上模式堆和高通量堆的建设。他在工作中从来都自己动手，因长期劳累患上劳累型心脏病。年7月22日，中国脉冲堆首次达到临界。在举行建成庆典的时候，总设计师夏祥贵却医院。
在10年的时间里，核动力院动员了几百名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完成技术攻关和科学试验上百项，自己开发非标准仪器设备上百项，连施工也完全是自己干的。脉冲堆以独特的设计获得了国家专利，还获得了核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6）。年，核动力院向军方提供了一座功能更加齐全的脉冲反应堆，在中国签署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后用于模拟核爆试验。
核动力院还是国内最早跟踪新型核电反应堆的研发组织之一。年，设计部总体室成立先进堆技术开发小组，提出以西屋AP为跟踪目标，结合中国国情开发自己的先进压水堆核电站，定名为AC。开发小组明确提出以先进堆芯、非能动安全系统和系统及设备简化三项内容作为开发重点。
年核动力院还与西屋公司草签了《技术合作与交流意向书》，后来因为某些政治因素未生效。年10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下，核动力院在四川省峨嵋市召开先进压水堆国际会议，20多个国家、地区的专家和学者参加会议，AC也成为在国际同行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堆型。
但到年，核动力院关于开发AC的“九五”规划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转了一圈之后，被决策者以“没有工程目标”为由下马。10年之后，在AP基础上改进而来的AP0，成为中国政府第三轮核电引进的首选堆型。
此外，按照核工业部下达的任务，年5月核动力院设计部还成立高温气冷堆研究小组，主要任务是调研和学习国外研究开发高温气冷堆的情况和技术特点。年，中核总停止了经费支持，核动力院的跟踪任务随之结束。
上述四个项目代表了核动力院在困难时期主动进行技术开发的主要努力，其中两个成功、两个失败。但失败的原因不是技术方面的，它们不同的结果似乎证明了一个规律：凡是能够按照研发组织自己的意愿坚持下去的项目就会成功，凡是仰赖于上级行政部门意志的项目就必定失败。
5、这就是中国的技术，还有疑问吗？
核工业部虽然总是排斥核动力院参与核电建设，但每次遇到迈不过去的坎儿，就会想起也只能依靠这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例如：在秦山一期建设开始后，国家核安全监管规程才有规定，在核电站投入运行之前，必须提供1:1燃料组件高温高压冲刷试验数据，并通过核安全审查。当时，中国没有这样的试验台架，也没做过这种试验。
面对这个“突然”的要求，核工业部曾经想把这项试验交给国外做，因外汇问题而告吹。眼看迈不过去这个坎儿，核工业部只好于年8月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核动力院，但条件很苛刻：只有万元人民币的经费，而且要求在两年内完成，还要尽量往前赶。按照常规，这样一个要从开发设计、建造试验台架再到完成试验的工程至少需要3年时间，何况经费也不够。但是，核动力院坚定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以至于核工业部核电局领导人也说：“一院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6：-）。
限于篇幅，燃料组件冲刷试验台架的开发过程无法详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台架不但完全是自主开发的，而且开发过程充满了奋斗精神。为了赶进度和节约费用，开发人员甚至修复存放了19年、严重锈蚀的陆上模式堆旧主泵，用于台架的回路主泵。核动力院20多个所、部、室、处直接参加了工程建设，在接受任务时不讲价钱、不谈奖金，而是先谈任务、先干活（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6：-）。
年10月30日，高28米、长宽各4米的试验台架本体在夹江绵延群山间的一块洼地上落成。从年3月开始，这个试验台架对秦山30万千瓦核反应堆的驱动机构进行冲刷试验。在这个由院设计的装置中，由于无经验数据可参考，所以控制棒与导向管之间的间隙定得过小，在热态冲刷条件下发生卡棒。这种情况在反应堆实际运行中是灾难性的事故，绝不允许发生，而当时几十台驱动机构装置已经焊在秦山反应堆的堆顶上。
核动力院在试验台架上发现问题后，立即主动通过试验来探索什么样的间隙尺寸才是合理的（当时下达的任务书只要求完成规定时间的冲刷试验）。核动力院不讲价钱，以最快的速度于年10月31日圆满完成任务，最后总共花了万元。
此前，核工业部核电局还对是否要花“大钱”抢建一个台架来做这个试验犹豫过；院还争过把这笔经费投在上海，由他们自己来建这个台架。事后，院的同行十分感谢核动力院，说亏得把台架建在这里，由核动力院做这个试验。如果秦山30万千瓦反应堆启堆后发生控制棒卡棒，整个电站都得停下来；那时求助外国人，只能被敲竹杠。这个试验台架在完成任务后早已拆除，但这个事例再次说明：起源于披荆斩棘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核动力院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秦山二期核电扩建工程设计秦山二期反应堆系统是核动力院进入核电领域的里程碑。由于上级规定秦山二期必须参考法国的M（大亚湾的反应堆），也由于它没有原型堆引进派特别重视这个概念），所以一些人总喜欢把秦山二期的技术说成是抄袭法国人的。
上文已经指出这种说法的错误，这里再简单重申一下。法国M的堆芯燃料组件是盒，秦山二期的则是盒。敢动反应堆的堆芯，就如同敢动芯片的电路一样；敢提出自己的堆芯，就如同敢提出自己的芯片电路一样。即使一个人看了一眼英特尔芯片的电路，但如果他做出自己不同的电路，你说这芯片的知识产权归谁？核动力院人之所以敢于为秦山二期设计自己的反应堆，是因为他们干过的反应堆全是自己设计的，而且他们有能力对新设计进行试验验证。
我们至今记得6年6月在核动力院访谈老工程师时多次发生的场景。为了弄清楚秦山二期的技术来源到底是不是“抄”法国人的，我们经常不厌其详地追问某项技术与法国技术的关系。“老理工男”们开始时确实是循着我们问题的方向回答，但经常说着说着就说不清与法国技术有什么关系了，又不善辞令，最后“被逼”无奈，不止一次恼怒地回答：“这些技术是我们在山里试出来的！”或者“我们在山里就是这么做的！”每当听到这种回答我们内心就会充满敬佩和骄傲——这就是中国的技术，还有疑问吗？
6、“华龙一号”：两条技术路线的融合
核工业部于年4月被撤销，其原有的政府职能划入新组建的部同时组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核总），负责管理核工业。在这种“翻牌”行政性总公司的体制下，各个既是法人又自负盈亏的基层单位反倒比在后来的集团体制下有更大的能动空间，这是诞生“华龙一号”原型的背景。
完成秦山二期设计任务以后，核动力院应中广核集团之邀为其岭澳二期工程准备设计方案（属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核动力院当初参考大亚湾的法国M堆型，在减少一个回路的要求下重新设计出了60万千瓦核岛系统（后来在CNP命名后被回溯命名为CNP）。这个过程已经让核动力院掌握了压水堆系列化的设计原则。
由此，核动力院提出了两套百万千瓦级的设计方案：一套就是后来被命名为CNP0的方案，它采用3个标准回路的结构。这是一个“激进”方案——虽然仍然参考了法国M反应堆（堆芯是盒），但CNP0的堆芯是重新设计的，采用盒燃料组件（全世界独一无二），而且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尺寸更大。另一套方案基本上是沿袭M的设计，只进行一些局部的技术改进——这个“保守”方案就是后来被称为“岭澳翻版”的CPR0。
核动力院力荐它所主动设计的“激进”方案，因为从技术上看，增加堆芯燃料组件可以提高反应堆的热功率和堆芯设计的热工余量（这些参数全部需要自己试验验证出来）；无论在安全性上还是在运行经济性上，新的设计都有望比法国人的技术更进一步。
此外，重新设计堆芯意味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不过，由于只有使用法国反应堆的经验，所以中广核倾向于保持大亚湾核电站的技术路线（风险小、培训方便等），决定采用CPR0的方案（产权归中广核，但向核动力院付钱）。当时核动力院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概念设计和试验准备的CNP0方案设计也就被暂时搁置了。
年，军工体制改革，继承了中核总主要“遗产”的中核集团挂牌成立（建设部分另成立中核建），接管了三家设计院［核动力院（一院）、二院、院］。
中核集团成立后，提出把CNP0作为集团的自主品牌来发展，于是以行政手段重新分配任务，由三家设计院联合设计。这个做法曾经引起中核集团内部对于技术方案的争论，一院和二院联合提出了CNP0（二院负责土建设计），院则联合美国西屋公司提出了另外的设计方案。最后，中核集团确定一院和二院的CNP0为集团的核电自主化方案。年年底，中核集团在九华山庄开会，正式对外推出CNP0。
中核集团力推自主核电技术本来是件好事，但它当时的做法却包含了一个战略意图，即把CNP0当作统一全国的核电技术路线的手段。一直与核工业主管部门有矛盾的中广核集团对这种“一统天下”的意图极为敏感，为抵制中核集团，它坚决不同意采用改变堆芯设计的CNP0方案，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CPR0方案（M堆芯不变，其他修改18项）。
1年，中广核正式提议建设岭澳二期两台机组，但因中核集团领导提出异议而导致岭澳二期项目搁浅。被激怒的中广核集团反过来更加坚决地反对中核集团的CNP0。当时，电力系统也想在核电发展方面有一定的发展权并且已经拥有若干核电厂址，在看出中核集团与中广核之间的意见分歧后，也不同意中核集团“一统天下”的思路。
为了打破僵局，后来中核集团与中广核达成协议，双方共同支持岭澳二期采用CPR0方案。此后，中核集团重新力推CNP0案，但不再主张统一技术路线，决定自己要建核电站。
CNP0后来还遭受了又一次原本无须承受的挫折。虽然CNP0最初是核动力院提出的设计方案，但中核集团为了控制项目主导权，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让原本没有CNP0开发经验、甚至曾经反对过这一方案的院成为CNP0方案的总包院。
院长期以来采用的是美国的设计标准，拿到项目后便把原来二院设计的厂房布置推倒重来，这就大大拖延了核安全局审批的工作进程。这种情况给了引进路线以口实，以业内相争不下为理由，索性提出进第三代核电、实现一步跨越的方针。
历史有点“诡异”的是，恰恰是引进路线促成了自主技术路线的“自赎”。为引进AP0而成立的国核技收编了院，反倒使中核集团只能依靠核动力院，当然也意味着更深度地控制它。
首批AP0机组：海阳一期核电站更重要的是，引进路线自上而下的强行推进和AP0的步步踉跄，反倒使中核集团和中广核再度产生自主开发的动力和机会。于是，中核集团走出“CNP0→CP0→ACP0”的发展路线，中广核集团走出“CPR→CPR+→ACPR0+”的发展路线；最后，在国家能源局的要求下，两者“融合”成为“华龙一号”。
本文没有涉及后来的研发，两个集团都做了很多新的工作，尤其中广核后来加强了自主的技术研发，一定也有许多自己的技术。但无论如何，这两条技术路线的系统架构和基本技术都源自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这个事实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个集团的两条技术路线“融合”起来时并无技术上的困难。
但故事还没完：核动力院设计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基础是秦山二期，而它能够“凭空”（指没有原型堆）设计出来秦山二期的基础是中国从开发核潜艇动力堆以来的能力积累。至此，“华龙一号”的血脉已经清晰可见。
7、“孩子们，辛苦了！”
“华龙一号”的技术源头到底在哪里，本文已经解释清楚，虽然这个源头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久远、更复杂。
年2月20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一个探访四川基地的节目，通过高星斗、吴观和等几位老人的回忆，非常简要地回顾了建造第一个陆上模式堆的历程。节目还提到，模式堆的厂房已经被拆除。数年前，年轻一代工程师们拆除屏蔽墙时，在块底下发现了一句字迹模糊的话：“孩子们，辛苦了。”不知道是谁写的。
一位出生在夹江的后辈工程师说：“看得哈哈大笑，老一辈可能知道我们要干这个活，提前给我们写下这句话。”
前辈们当然知道这些设施在完成服役后会被拆除，也许他们当时建得太牢固，所以幽默地留给“孩子们”这句话。我们普通人可能以为，只要建起核设施就算有核能力了。其实不然，只有能把退役的核设施安全地拆除并处理掉核废料，即完成核设施的全部生命周期，一个国家才算真正拥有核能力。
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已经退役，而核动力院也已经以自己的整套退役技术，安全、干净地处理完相应的所有核设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辈的话其实也是对“孩子们”的嘱托。
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四位总师合影“孩子们”也没有忘记父辈。我们引用一位当年被父母从北京带到基地的人在回忆童年往事时写下的一段话（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6：71-72）：
35年后，我已有了自己的孩子。回想初到基地的时光，心中却总有一种莫名的感伤。是的，当我被爸爸牵着手，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我的命运在懵懂中已完全被改变了，这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父辈们，当年一腔热血，来到这片“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基地，为的是“三线建设”，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他们似乎没有想过孩子的未来，而我们也就在他们的忽略中，在这闭塞又单纯的环境下长大了。
回想起我们的成长，回想起我们基地的变化，我甚至无法理解他们当时那义无反顾的举动。但我不能不从心底里敬重我的父辈们——那些为我国核动力事业发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老知识分子、老工人……
8、永远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让我们记住本文在讲述中国核动力工业史时提到的那些名字，虽然我们应该记住更多的名字。
他们以及领导了他们的开国元帅和将领们，才是传说中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他们也是中国核电技术的奠基人。
在观察者网刊出的上述央视报道的文字版下方，有一个网友是这样留言的：“没什么可骄傲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多少国外先进技术。自力更生，其实就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但是，是否先进，就一定不是。”如果他是真心这样想的，那么就有道理可讲（如果是喷子，则另当别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白白得到过任何一项“国外先进技术”，不仅要付出，有时甚至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不同工业或企业引进技术的效果经常呈现天壤之别（拿至今还以组装外国品牌为主的汽车工业对比一下核电，就可以明白其含义）。
引进效果迥异的原因正是本文理论主题证明的逻辑：技术引进的效果取决于中国工业的“吸收能力”，而“吸收能力”的来源是自主开发；没有自主开发或自主开发努力不足的工业或企业，不是被外国企业控制，就是干脆灭亡。
因此，中国今天能够走多远，是因为昨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中国明天能够走多远，也取决于今天付出多少努力。至于以为躺着不动就能从天上掉“馅儿饼”，那是痴心妄想。
这就是中国核动力院的历史所证明的道理。为什么当引进路线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时，中国的核电发展没有踉跄（其实反而更好）？为什么当美国要制裁中国核动力工业时，中国只是轻蔑地“呸”了一声？原因就是中国有那样一支队伍。
用不着怀疑：如果中国的航空母舰将来成为核动力的，那么其核动力系统也只能由继承前辈精神的那支队伍干出来。而且，他们一定干得出来。
还是在上述央视播出的节目中，曾经亲手参与建造中国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黄士鉴（时年79岁）在回顾历史时，面对记者的镜头淡然地说：“我们干了一件事，当年就是这么默默无闻，现在回过头来又觉得它惊天动地，走过来了，而已。”
面对这样的精神，核动力院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超越某种具体技术成就的符号，象征着中国今天力量的来源以及明天必须坚持的方向。
水远的“基地”，永远的“核一院”，永远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本文选编自路风著：《新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3月第1版，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和调整，注释略。
路风教授简介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执教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并先后在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路风教授长期专注中国的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和工业竞争力及政策问题研究，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研究学者。多年来，路风教授始终坚持为自主创新张目，为本土工业执言，始终坚持立足国际主流理论体系、理解中国工业发展现实，并在二者的对话与碰撞中发展中国本土创新理论。近年来，他对汽车、大飞机、电信标准、核电、高铁、液晶显示等产业的一系列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除《光变》外，路风教授于5年出版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一书（与封凯栋合著）成为我国向自主创新战略转向的重要导火索；6年出版的《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一书则滋养了国内一代创新研究后学；此外，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与余永定合著）荣获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最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年出版的《光变》于年获评中国企业管理领域最高学术成果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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