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神机妙计锦囊妙计是传说,还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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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著名小说《三国演义》在描写诸葛亮打仗时,画风大多是这样:诸葛亮战前给各位将军分发锦囊,命令诸将到某处打开第一个锦囊、某处打开第二个锦囊。蜀军依计行事取得大胜,众将叹曰:丞相真乃神人也……我们先不考虑诸葛亮到底是不是神人,先研究下古代指挥作战,真的有像诸葛亮锦囊妙计的那种决定胜负的秘籍吗?如果真的存在,是否真的好用呢?

从军事学角度上说,所谓“锦囊妙计”其实就是各种作战预案。这个在古代其实存在,比如据《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孙权率军进攻合肥。而之前曹操出征张鲁时,就派人送函到合肥,并写着“贼至乃发”。于是守将张辽等人打开曹操之函,结果里面写到“孙权至,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众将依照行事,真的大败孙权,当其又当了一把经验包。此后,随着参谋体系的越发健全,那种作战预案也就越来越多了,直到现代更是如此。那么,古代的“锦囊妙计”或者说作战预案真的如《三国演义》里那么好用吗?

首先,用“锦囊计”精确控制每一步作战行动是不可能的。

指挥作战要尽可能及时、充分、精准地掌握前线信息,而古代战场获取情报的手段非常少,除了慢如牛的逐级上报外,其余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侦察兵。侦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战场距离拉的比较开,侦察兵就无法第一时间送回情报。

以东西魏河桥之战(公元年)为例,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与东魏主力决战,双方战阵沿邙山和黄河一线摆开,东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里。西魏诸阵之间斥候来往不便,信息报送出现了严重的延时。西魏军左、中、右三军无法掌握友军的战况,以至于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左军主将竟误以为中军已败而撤退,由此引发西魏全军总崩溃。主帅亲自置身一线,尚且不能确保准确掌握情况,更不要说主帅远离前线时了。

贞观四年(公元年)唐军灭突厥之战,名将李靖一边轻兵疾进,一边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军到达阴山时,“遇其(突厥)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旧唐书》卷71《李靖传》)这一举措,使得颉利可汗完全丧失对前线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军进至可汗牙帐(突厥可汗驻地)十五里,颉利才惊觉敌至。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所有斥候都无法提供准确情报。但关键时刻斥候屡屡不可靠,也让统帅不敢任性地给一线将领下精准命令。万一掌握的情况不准,岂不是害了前线军队?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是这样的统帅。他身为皇帝却指挥打仗,而且喜欢直插到底,动辄预制方略遥控指挥,命令诸将严格依计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体到每一处城池如何进攻。数次元嘉北伐中,将帅们对文帝的“锦囊妙计”都头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军与魏军作战屡屡失败,文帝的瞎指挥难辞其咎。所以,明智的统帅或将军,一般不对一线作战做太多干扰,而是制定大方向后,授权前线将领临机指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是这一经验的体现。

其次,《三国演义》中那种“锦囊计”未必真管用。

《三国演义》描写的锦囊计,大多用于出奇制胜那种。实战中出奇制胜的招数到底有没有用,是在两可之间的。如果敌我双方在战役层面胜负之数已定,战术层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变不利为有利。

比如北周武帝灭齐之战时(年),也玩过一出“锦囊计”。北周军夺取北齐重镇晋州(今山西临汾)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武帝考虑到诸军疲累,诏令主力退回关中暂作休整,而以大将梁士彦留守晋州。临退前周武帝以计授之,说北齐肯定会以重兵反攻晋州,到时梁士彦一定要凭城坚守,以消耗北齐军有生力量。后来北齐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万大军围攻晋州城。然而武帝预料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是梁士彦几乎顶不住北齐进攻,差点丢了晋州。危急关头,武帝不得不放弃既定的“妙计”,急调主力驰援才勉强稳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点玩脱,正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制定的战术措施期望值过高。

最后,真实的“锦囊计”只可能出现在战略战役层面。

以两个最著名的锦囊计为例分析一下。我们开篇提到的合肥之战的曹操之函,与《三国演义》式的锦囊颇为相似。然而细观逍遥津之战的形势,曹操与张辽诸将在战前已取得战役层面的共识,即凭城坚守、先机制敌。从张辽、李典、乐进等人拆函后的反应来看,曹操的命令并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期。从这个角度看,曹操之所以远隔万里地送来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锦囊”,主要目的不过是敉平张辽、李典诸人的矛盾,并再次强化统帅和前线将帅之间的战役共识。

而东晋义晋八年(公元年),太尉刘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线大将发过一个密函。由于五年前晋军进攻蜀地遭遇了失败,故而东晋高层围绕进兵路线有过争论。可选路线有三,第一条从垫江(今重庆)沿内水(今涪江)北进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晋军由此进攻被蜀军击败;第二条从安乐(今四川合江)沿中水(今沱江)北进路线适中,第三条从犍为(今四川宜宾)沿外水(今岷江)北进最为迂远。刘裕预先定义,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牵制。但刘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军会提前戒备,于是故布疑阵,给征蜀统帅朱龄石一个密函,内藏进军路线的最终版,函边题书“至白帝乃开”(《宋书》卷48《朱龄石传》)。晋军诸军不知到底如何进兵,蜀军也无法有针对性地防守,于是只好重点戒备内水方向。朱龄石到达白帝城拆书一看,原来刘裕仍然命令从外水进攻,诸军如法进兵,最终取得胜利。从本质上看,刘裕“锦囊”的实质不过是个烟幕弹而已。

这两个“锦囊”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最终能够发挥作用,与战略战役层面的正确预判是分不开的。

以上这几个例子,事实上都发挥了未战而先算胜败的作用。但是在古代条件下,这种预判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战役层面的,并不涉及具体作战行动的安排,才起到了正面作用。至于《三国演义》中那种事无巨细全部指挥的“锦囊计”其实已经超越了当时技术能力,属于不懂军事的人的脑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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