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余年前,泸州成为四川八大水陆码头之一
本文参考泸州地方史料,较长建议先收藏后阅读
泸州是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为川南重镇,四川八大水陆码头之ー。但在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受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制约,商业市场发展缓慢。直至年前,还很少有银行或钱庄金融业。解放真正兴盛时期,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年后。从集散市场与金融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便可见当时泸州市场之一般。
泸州水运繁华时代的物资集散概况
抗战时期的泸州市场,首推物资集散、转口贸易最发达。据历史资料记载,年后,泸州年均集散物资量达万吨以上。其中主要交易商品是:粮食、食盐、白酒、纸、木材等8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年它们的情况:
大米:泸州集散物资中,当首推大米。因泸县(当时泸州就叫泸县)及周围县份富顺、隆昌等均盛产大米,且质量尤优,如得龙铺(今特兴镇)米、远近闻名。(后来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泸州这个地方的罗沙贡米曾经一度火爆,可惜运作不如意了,没成为五常大米那样的品牌效应,值得农业从业人员反思。)兼泸州水运条件之便利,故泸州集散大米数量之大,实是惊人。
年前后,年集散量约三、四百万石之多,达35万吨左右。仅泸县境内一年即约输出万市石;永宁、长宁河两流域输出在泸州集散者有二、三百万市石。每年秋冬之际,泸县之四乡骡马及人力运输入城求售者,络驿于途。
这些大米在泸州消费的仅占其五、六分之一,大部份销往江津、重庆及以下沿江城市。每年经长江运出约多载(船),平均每日运出10多载,每天上午米船从泸州开出时,一船接一船,形似长龙,甚为状观。
食盐:当时自流井、贡井两大盐场所产之食盐,除票盐外,其余食盐的唯一运出通道,是由盐井河转沱江经泸州转长江输出。其数量之大,船只和船员之多,亦实罕见。从盐井河至泸州段由自贡盐务局负责运输。使用船艘,驳船艘。每船有工人二、三名至七八名。
泸州至江津、重庆及以下等地,由泸县盐务分局负责运输。有专用盐船艘,其中官船余艘,余为民船。每船有工人20名左右。下表可见食盐在泸州之集散量:
食盐在泸州集散量年均达175多吨,泸州本埠年均消费多吨,仅占2.43%,97.5%以上均为通过泸州转销或转运长江沿途各地。
杂粮:是第三大宗集散商品。泸州的四周由于地处盆周丘陵和盆周山地,多产豆、麦、高梁等旱地作物,形成泸州市场运销之繁荣。每年集散量约在30万吨左右。
其中,黄豆:每年集散量约在8万吨以上。多由水宁河经纳溪输入,次为毗邻贵州之产物,由赤水河经合江输入。多数转销自贡、内江、资阳等地,销往重庆者较少。
麦(含大小麦):每年集散约17万吨,大多由宜宾输入,部份由沱江输入。经泸州市场大部份转销重庆,一部份为泸州曲酒业购作原料。高粱主要为泸县所产,小部份由富顺、隆昌、合江、纳溪输入。计在泸州集散者每年约3万吨。除为泸州酒业之需外,亦有部份转销键为及江津等地。
纸:泸州市场集散之纸分为土(草)纸与苏裱纸。土纸数量最大,每年约75万捆,即十八、九万担(每担市斤)之数。泸县及纳溪、叙永、古宋、合江县盛产竹,有造纸历史,当时土纸用途甚广,城市居民普遍作卫生用;城乡人民广泛用于丧葬、敬鬼神烧钱化纸、烧水烟用纸等。因而泸州四邻产竹县的土纸生产较发达。
泸县每年即约生产30万捆;合江等地每年输入泸州者约10万捆;其它县输入约30万捆。在泸州城内经营土纸业的商号云集,年时达50家之多。其中坐商28家,专做泸县、富顺等地之运销业,年销售量约20余万捆。另有行商22家,则经营由合江来的10多万捆和其它县输入的30多万捆,销往内江以上再转销成都、川西平原各县。
苏裱纸,是由夹江输入,每年约有担左右。经营此种纸的商号达22家,全为夹江来之自运自销户。
木材:泸州的木材市场亦颇繁荣,年集散量约1万立方米左右。其输入是长宁河及永宁河两流域的上游区,即川西南山地区与贵州高原上的产品为主,占百分之七、八十。此外,还有由岷江及南广河流域输入的,但仅占少数。
当时在泸州市场集散的木材中,每年约有杉桷板万疋(pǐ约五六千立方)、多由永宁河流域输入。杉条约有三四万根。船板约三四千团,多由长宁河流域输入。杉木棺材约二千余付,多数销在泸县及沱江流域各县。杉桷,杉条、船板等,半数以上销到重庆,其余转销沱江流域。
酒:泸州历来盛产糯红米高梁,又有白酒生产的悠久历史,当时年产高粱约30万市石,产酒万市斤之多,又有隆昌、富顺等地输入,故泸州的酒交易量甚大,每年大致有千万斤以上。
由于当时我国石油尚未开发,又处抗日战争期间,酒精需求量大,故输入泸州之白酒,主要销给本地及江津、重庆地区炼制酒精之用。
泸州特产之“泸州大曲酒”,虽名声在外,但产量不大,当时城区、小市、兰田等地,每年仅产约70多万市斤,故对泸州集散市场之影响不大。曲酒除本地销售部份外,约有50万市斤主要销往重庆等地。所以各位当年酒的传播实际没有你们以为的那么大。今天泸州老窖做到这一步应该是值得点赞的。
油与油饼:菜油每年经泸州集散者有四、五十万斤。油饼多万市斤。另外,主要来自涪陵及万县经泸州转销至内江等地的桐油,每年亦约有万市斤
其它还有花纱、土陶、铁锅、叶菸(就是叶子烟)亦颇不小。叶子烟运经泸州虽多,在泸州市场交易者,每年约有1万担上下,其余均为由水路从泸州经过。
由此可见,当时泸州的集散市场十分发达,集散物资若以年的市场零售物价计算,其总价值不下于亿元(当时法币)。即使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场零售物价值计算,亦当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今天就更要数十倍的翻了。仅以上集散之大米,杂粮、盐、植物油及枯、木材等项数量计,年时价值即达亿法币,以今天的价格计,亦达上百亿亿元人民币,对当时泸州其它方面发展起不小的影响作用。
商贸集散的繁荣带来金融业的发达
泸州的金融业在年前还无一家。当年6月始成立中国银行,开展存、放、汇兑业务,到年发展至6家,有年成立的川盐、聚兴诚、四川省银行3家;年成立的农民,美丰银行两家。抗日战争初期也还处于缓慢增长阶段。
年仅增加重庆银行1家;年增加川康、中央银行2家;年增加和诚、大川银行、永大钱庄3家。进入年后至年,达到一个飞速发展期。这3年间成立的银行,钱庄达16家,资本额万元,超过前8年的11家,资本万元(缺中国、中央银行)的45%和%。
特别是年发展尤其迅猛。这一年中便成立了泸县、宏文、怡丰银行和富川、和懋钱庄等8家,资本额达万元。到年8月,泸州有银行、钱庄共达28家。金融业的发展达到顶盛时期。它同当时泸州商业的发展互为因果。
十余年时间成就八大水陆码头之一
泸州能成为当时四川八大水陆码头之一,川南经济中心,是其所处的特定地理位置和特定历史条下决定的。
当时泸州工业虽然不发达,但川南地区在当时的地条件下,可算物产丰富。自贡的盐产,内江的糖产,宜宾、乐山的煤及木产,泸县四邻的粮食、土纸等,均为城乡人民生活所必需的产品,且产量大,销路广。当时四川无铁路,公路运输也不发达,物资的大量输出入,主要靠长江水道。泸州处于沱江与长江流域及贵州高源之间经济往来上的枢纽,便自然成为物资进出的必经门户。(当年后来也因为没有铁路弊端凸显)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年便丢失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大片领土,迁都重庆、沿海工业也大规模内迁,并确定全国以西南为重点的建设方针,中国经济重心由沿海移到大西南。处在全国政治,经济中心——重庆上游仅公里(当时今天缩短了很多)的泸州,自然成为物资供给地,这便促进了泸州的发展。
年后,由于工业、人口的内迁,带来工业生产原料和人民生活资料需求量的激增,牵动了物价的上涨(据史料年比年上涨70倍),从而刺激了商业的兴盛。特别是从年春季物价波动失去平衡时开始,经商的人和原本不经商的人,只要手头有钱,都把它报到商业上去。有的操纵垄断,囤积居奇,有的投机倒把,造成了一时的商业兴旺景象。
据年《泸县商业慨况调查表》记载,当时泸州各商业同业公会即达47个,有成员户家。其中粮食、花纱、百货、旅栈、饮食、民船、屠宰、煤炭等八大业,各业商家均在百户以上,合计家,占总商业户的58%。到年泸州商业更为发达。如旅栈业发展到家,土纸业70家、茶社93家,分别比年增加27%、%、%。
从年金融业如雨后春笋发展及28家银行中22家资金投向(不含贷款),除中国、交通、美丰、重庆、川康、金城、聚兴城银行7家投向实业外,就有12家只投向商业;另有3家既投向商业也投向实业者,也是投向商业占资本的4——6%,投向实业的占1——2%。也可见当时泸州商业之繁荣。
泸州当年商业的发展,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失陷,大量人口内迁,促进城市壮大。年泸县城内及小市兰田两镇常住居民即达户。按当时泸县户平人口5.6人计,约接近8万人口(不含外来就业于店员,工人无户口的),仅次于成、渝两市,为四川第三大城市。
当然如今这些都成为了历史,不过知道过去方能放眼未来,如今泸州还属于四线城市,在不足中不断地生长,有些吃力,但是依然坚韧不拔,我相信未来的泸州总会重现往日甚至更大的辉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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