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三迁上千年的文化古城,为何说迁就迁

泸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自公元前年设江阳郡之始，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秦时造城，汉代置郡，历三国、两晋废置无常，宋元之际的“三泸”之迁，明代仍附郭于江阳，城址迁徙频繁，区位环境特殊以及社会历史进程曲折发展。

基于区域视角下复杂的环境特征互相牵制互相影响，形成泸州城址在选址、空间格局、城镇的等级规模体系等方面具有独立性与代表性。这对于了解泸州城镇营城历史，以及古城选址反复迁移现象都是有利的。

一、泸州城的外部环境

城市的诞生与选址与一般主体不同，其适应演化的牵动力源泉是保障城市安全和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实现城市安全和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外部环境作为作用因子通过影响适应性主体的产生和改变，导致了城市选址的迁移。

泸州地处川东南平行褶皱岭谷区南端，属于传统的西南山地城镇，在海拔高度、垂直梯度变化、城镇周围地形变化、生态环境上区别与平原城镇。

城址所在的自然环境在区位环境，生活生产的资源容量上为泸州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动力，与此同时山地自然环境的破碎性与分割性，也规限了山地空间成长：

环境承载容量规限城镇空间发展规模；地形地貌的割裂约束空间成长形态；山地城镇较封闭、孤立的状态增加了城市建城的难度，同时也阻碍了与外部及时有效的沟通，减缓了城市发展的步伐。充足的水系资源环境，使得泸州城一方面江河水系发达，大小河流分布均匀。

复杂的地形地貌与山脉分布同样也是泸州城的外部特点之一。古城所在的河谷台地上，四面环山，江水分割的共同作用下，一方面导致了泸州城址的用地狭长，限制了城镇建设规模的扩展，城址的形态和功能的布局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地形条件的遏制；

另一方面谷盆地形具有破碎性、险峻性、阻隔性和封闭性，虽给本区的人民生存条件和人居环境的选择造成很大的困难，但这些特性也给城镇带来防御性的地形优势，利用破碎和险峻的地形地貌，城镇可依山就势、居高临下以利攻防；利用山地地形的封闭性和阻隔性，城镇可凭借山地隐蔽性具备防守优势。

泸州同时还有地产丰富的特点。尽管泸州的农业生产受到山地形态以及土著文化的影响，发展缓慢，但是凭借地区资源的丰富，转口贸易港口的的地利之便为泸州社会生产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泸州凭借地区资源的禀赋和水陆交通的共同作用。

该区位不仅产生固定的空间场所（场、市）促使了该空间场所具有商贸的功能，泸州还逐渐形成了川、滇、黔、渝结合部的物资集散地和川南经济文化中心。明代的泸州更是成为全国性商业城市和全国33个商业都会之一。

泸州古城凭借川、滇、黔、渝四省交界的特殊地理区位，汉民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扩张史，贯穿了泸州的城市建置起伏，具有边郡特征的政策制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共同组成的“智慧”弹力作为人类文化的表征和凝练在城市选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特殊的军事战略要塞、羁縻政策制度以及物流交通要道的这些宏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泸州城的产生与建立。

二、泸州古城的城址体系

泸州在区域的宏观层级上，从政区的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最终形成今天这种三省毗邻连区犬牙相入的特殊格局：

一是圈层建置演变。泸州层级建置上，早期是远离中央，处于政治边缘地点的。直到明、清接元而治，以18世纪改土归流的完成，川云贵交界最后一次政区大调整为标志，明清以来的政区层级取消合并了元代一些不合理的基层政区，是使政区的设置更为合理，较之唐宋时期更为简单，只有四级，实现了对统县政区的有效控制，本地区的政治边缘局面宣告结束。

二是行政边界向南推进。泸州城的城池边界与中央政权对于西南边区少数民族政策制度息息相关，总体呈现出由北向南，沿着永宁河与赤水河不断向少数民族区域不断推进的特征。

经历了宋元战争以及元代的“改州换县”泸州的疆界基本定型，使得四川与云贵二省犬牙相入的形态在元代即以形成，唐代以来管辖的大量的羁縻州至明代划归永宁司管辖，乾隆元年（年）升为直隶厅，属叙州府（今宜宾市），辖境相当今四川省叙永、古蔺等县地，光绪三十四年（年）改为永宁直隶州，犬牙相入的政区格局最后形成并基本固定下来。

三是行政中心的重心南移与南北分异。州治选址往往反映对四周方位的控制以及在空间位置上和职能作用相契合的特点。泸州的州治选址与下辖县镇的空间位置的关系的变迁反应出了边郡与平原地带内郡的截然不同的特征。

在微观层级上，泸城三迁，除了茜草坝外，今之泸州城只遗留下管驿嘴及神臂城两座城址：管驿嘴自宋朝筑城，明清延续了宋代的城市格局，既按照礼制修建又因地制宜，城市建设呈现“凭山依水，因地营城”的特点，受到地形的影响城市向东北方向倾斜，具备典型的滨水城市特点；

神臂城则于淳祐三年（年）为设险守蜀修筑的军事堡寨，据山围城，沿周边悬崖陡壁之上筑城。这些城池在空间关系、城池形态、城池朝向、功能布局以及山水格局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异同。

三、泸州古城选址动态

泸州作为西南山地河谷城市在漫长的发展岁月中，其选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特征。从生物学角度看，万事万物皆有一个生长发展、成熟衰败的过程，泸州的城市发展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演变上表现出强烈规律性。

（一）从混沌到有序：选址管驿嘴

秦汉至唐宋时期是传统军事城镇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泸州与西南夷地相近，与世隔绝，早期并无大的军事冲突发生，城镇体系发展缓慢，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从秦灭巴蜀后，中原政权对西南地区之于天下的政治军事布局而开始。泸州在汉代初置是一项长期的边疆政策，在于“边徽蛮夷”，其政策与制度都具备典型的边郡特征：位于边郡；内有蛮夷；间接统治。

（二）分岔与突变：泸城三迁

从宏观来说，神臂城的选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岷江、金沙江、沱江以及永宁河水系东下重庆的咽喉之地。一江水运，将上游的叙州、泸州旧城，下游重庆和夔门联系起来，进可攻，退可守，是理想的狙击阵地。经慎重权衡，最终选择了在泸州以东的神臂山筑城。

从微观而言，神臂城位于江边半岛，三面环水，山崖陡峭，山顶地势开阔，资源充足，既有难得的天险，又有长期抗御的物质基础。

神臂城的修建山形水势利用得当。山城防御体系中各个山城的防御体系都是因地制宜，根据山形水势的具体特点来部署防线的，神臂城也不例外。

从地理形势而言，东门一带几乎无险可守，又容易受到三面来敌的进攻，因而需要充分利用缺口、土埂、土丘等地貌设置城门、耳城等防御设施。同时还需人工开挖护城池以分隔敌人，压缩敌人进攻空间。

神臂城南侧峭壁陡立，唯中部有一个缺口，于是在这里设置了一字城，既可以阻隔敌人横向穿越，又能防止敌人登山，可谓一箭双雕。神臂嘴一带利于登陆，宋军则利用炮台先行阻遏，继用高大城墙予以防控。

神臂城西侧虽崖壁陡峭，但最易登陆，所以设置了易守难攻的耳城、瓮城进行防御。且将入城道路置于崖壁之下，依崖而行，藉以增加攻城难度。总之，神臂城的防御工事充分考虑了微观地貌和防御重点，在最大程度上增加了敌人进攻的难度，相应减轻了防御压力。为配合于此，才有了泸州三迁这么一说。

（三）成熟跳跃：溯回管驿嘴

结束了唐宋以来针对泸南夷的羁縻统治，自元代开始既实施羁縻约束，有内存自治管理，明代施行“改土归流”设流官制，泸州通过统治主体的变化以及统治方式的变化，逐渐实现了边郡的“内郡”化，从“内地边陲”走向了“边区中心”。

随着中央政府经历了从羁縻、土司制度的统而不治到封建州县制度下的统而治之，泸州下辖的府县在逐渐基层化的同时，在区位关系上呈现出对于泸州城的“防锁”之势，清代的泸州州治图中，清晰的反应出其所据卫所与下属州县分布于长江南岸的河流交汇处，以及永宁河以长宁军为堡寨的沿线。

泸州城作为治所城市的选址在宏观维度上，与下辖的县府在区位关系上不再处于形态的中心，与传统平原城市的“治所城市体系”的空间布局有很大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泸州仍旧作为军事堡寨对泸南少数民族起到防御作用。

结语

此外，泸州城城址的迁移也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一定的联系。

泸州古城选址在适应性演进历程中，一方面选址系统通过改变自身形态特征，使之和环境相契合。

另一方面，则通过能动的改变环境，使之与业已形成的选址系统相匹配，泸州古城选址作为整体是逐渐形成的，在适应的过程中，既存在对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双重妥协，也存在对两者的协同适应与能动改造。

泸州的城址空间结构演化经历了从“军事堡垒”到“行政中心+军事堡垒”再到“军事堡垒+行政中心+商业都会”的渐进演化过程。相应的在适应演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城镇功能复杂性和层次性的增长，城址形态与功能布局通过“双轴线空间延展”以及“内置外商”的发展，以适应新的城市环境；

应对随着人口的迁入与城镇功能的复杂化，多元化，管驿嘴高险且封闭内向的环境空间容量逐渐失衡的情况下，城址形态通过能动的疏散以应对城市环境容量不足，实现城镇功能与空间结构的积极转型。这对于我们当下城市发展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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