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的交通两江铸造成都文明

每天在这座生活的城市里漫步，对于乡土文化以及建设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某一条街道上曾居住着怎样的人物，又或者街巷里有着怎样的故事，总是很好奇，但常常是语焉不详。比如说成都城的建造史最流行的说法是，始于秦汉时期，是至今三千年未迁址，两千五百年未改名的城市。

早在秦代，“成都”的名称就已频频见诸典籍，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成都市区或毁而重建，或扩而新建，也先后被叫做秦城、大城、少城、罗城、皇城、锦官城、芙蓉城、满城等，但城市始终未改名。城名两千多年一直不变，这在中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但今天的成都与昔日的成都固然名字没变化，但城市半径早已发生了许多改变。尤其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成都也在不断生长。

关于成都一名的来历，《太平寰宇记》说，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取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蜀都。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就是“终了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成都建于公元前二五六年，得益于使用至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这只是一种解说，却恰好说明了成都是得水利之便兴盛的城市。

但“成都”一名的由来，还有多种可能性，比如蜀国望帝杜宇造的都城成都之说，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近年成都提出的“成功之都”大概可以溯源于此。《山海经》中有“成都载天之山”的成山，又被称为“成侯之山”。古蜀国成侯称其所居所曰成都，后来由青藏高原逐渐东迁到今天成都的范围内。亦有人认为成都古为巢居氏居住之地。“笼”或“成”为成都古代居住的形式，“都”为水泽会聚之地。又有说是来源于蜀语的译音，“成”“高原人”，“都”为地方、地域的意思，其意为杜宇族群是从西山下到川西平原进行农业开发。但也有人认为成都是古代的自由都市，是从“成亭”“成市”发展而来的。还有人认为成都是秦灭蜀之后改译的称呼，意为古蜀国“终了的都邑”“最后的都邑”。但不管其来源如何，都说明成都这个名字的来源可能是文化、社会多样性的结果。

在文献所记载的成都城史，可上溯到蜀王开明九世，那是在战国时期。再往前，成都的城市究竟如何变化的，也还是一个疑问。但可以确信的是，倘若没有都江堰的修建，就没有今天成都这个“天府之国”。

学者罗开玉先生认为，成都早在商周至战国早期，就已作为一个重要城邑存在。在成都北门羊子山土台遗址下，曾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存在，这似只能说明这一时期成都已有人居住。台身底部见方一百三点六米，高十米，主要使用土砖修建。据计算，墙的体量为三万千二百八十四立方米，共用土砖一百三十七万六千四百九十六块之多，再加上夯土，总数为三万五千五百七十四立方米。这是西周、春秋时期最大的祭祀土台。

由此可推测出成都城市的大致情况。王文才成都城坊考》说:“古代聚邑，每因木栅土垒为垣，形制简陋，故蜀都所在，实无王城可言。”接着在成都十二桥发现商周时代的大型干栏式宫殿建筑遗址。这一宫室群是由形制不一的大中小型房屋组合而成，主体建筑为一座面积达一千二百四十八平方米的大型干栏式房屋，对木材按需要进行了削平加工。工程复杂宏大，堪称当地建筑史上的精华。在商、西周地层中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铜器。出土陶纺轮上文字，与所谓“巴蜀文字”不同，与殷墟甲骨文字系统相接近。很显然这时的成都已作为早期的城市形象出现了。

在成都所分布的众多遗址中，普遍采用干栏等竹木结构建筑，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建筑群沿古郫江东、北岸形成一个半月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南方，尤其是“西南夷”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的城邑，并不像中原文化系统那种土筑的高大城墙，而是利用江河、山寨为界，围以荆棘木栅。罗开玉先生考证，蜀王国时期的重要城邑，皆无城墙，或一二面濒水，或围以荆棘木栅。具体到成都城，西面、南面临水，北面、东面则围以荆棘栅栏。

《华阳国志·蜀志》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日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筍是也，号日筍里。未有谥列，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从此，成都城逐渐形成了。成都城的西面和南面所依靠的河流是哪两条河？这就牵涉到成都河流的演变史。

学者任乃强说，“秦城”是筑在郫江东北的。李冰凿郫江绕城，以当城濠。当时秦的敌国都在此城西南面，故郫江除舟运、溉灌外，还有护城之用。至于检江，就远在郊外，当时只供灌田和濯锦之用（近城的水污染大不能濯锦）。这也符合秦城的整体规划。

但不管是怎样的变化，所谓的“两河”，并非是今天所看到的府河、南河。在成都的河流历史上，这两条河称为“成都二江”，或是“两江”。在古蜀时代，它们是古府河与古南河，又或者是古油子河与古清水河。在两河之间的垄岗状台地就是今天的成都城所在的位置。此时的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后的水流是散漫的，平原一片沼泽，难以农耕。古蜀人自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等时代，长时间里的主要是与水患作斗争，在排水泄水、治理沼泽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古蜀国的农耕文明。

在成都的周边分布着新津的宝墩、都江堰的芒城、郫县的古城、温江的鱼凫城、崇州的双河和紫竹等六座古城遗址，从其地理位置来看，他们虽是成都地区人群早期活动所在地，但都是处在变动之中，这大约跟当时的水患有关。这个迁徙的过程无疑也是成都先民对水的认知加深的过程。最终，成都先民还是选择了在成都扎根居住，并将成都建成西南地区的中心。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成都在张仪筑城以后，很显然也常常受到水患的威胁。李冰执守蜀郡（公元前二七七年至前二三八年）时，大兴水利，搞城市建设，除了创建都江堰外，还疏通成都“两江，建两江七桥，开石犀溪，把成都“市”南移于郊外“两江”之间及检江南岸，这一下成都有了六百多年的“二江珥市”的城市格局。

司马迁曾论述两江及其分渠说:此沟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浸，百姓飨其利。这两江不仅有此作用，也有城市保卫功能同时也使城市居民生活有了保障。

石犀溪是新修建的一条人工河，有贯穿、沟通“两江”的功用。根据此时的城市发展规划，“市”已从城内迁到城外“两江之间，石犀溪由西北而南，经过规划中的“市”的中部。如此，这条河流就又可满足“市”的长远发展。《成都通史》说，石犀溪的北口从西胜街的西口下同仁路南口的市桥下不远处分出郫江水，向南经过今天的方池街、南较场、五○二厂大门附近，偏入检江。一九九年，方池街考古发现石犀溪遗址、竹笼遗迹及用卵石砌得很规整的引水小溪（宽约一米）遗址；一九九一年，在君平街、包家巷一线发现古溪流遗址，河床宽达十四五米，专家推测这就是石犀溪的遗址。

正是因为成都地方官员注重城市规划的科学，利用地势建设街巷，城区分工也才得以有序进行，才有了后来的“天府之国”。

“两江”铸就成都文明，这与世界地理上的诸多两江文明是相吻合的。作为城市的建设，成都所经历的过程，有着怎样的规划于今多已不详，但从当初的城区分布看，大致我们能够看到，当地方统治者将城邑选择在成都建设以后，开启了成都三千年的文明史。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补充的可以给小编留言！感谢阅读！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kh/88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