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名故事宝墩文化系列考古发现,充分证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从而使先秦时期古蜀历史谜团逐渐得以解开。正是成都平原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今天重新认识古蜀文明提供了新的资料，并为充分证明古蜀政权的发展和都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从20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家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对成都平原所发现的以城市为载体的古蜀文化分别命名为三个相互衔接的考古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

宝墩文化的年代范围据科学测定为距今-年，前后有年左右，宝墩文化系列城市包括新津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村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等多个古城。

这是成都地区最早的古城遗址群，是古蜀国历代统治者不断迁都形成的系列都城。

第一，宝墩古城位于成都中心城区以南约30公里。年以来的20余年间，中外考古工作者先后进行了多次科学发掘，“证实该遗址为一座距今约左右的新石器晚期古城址。”

古城遗址面积近万平方米，并在城中发现有多处大型单体或成组的建筑基址，单体面积均在平方米以上，相关研究表明，这些大型建筑群遗址“应为当时的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地处内城几何中心的鼓墩子区域可能是宝墩先民举行公共礼仪活动的场所。”

从考古发掘来看，宝墩古城面积与良渚、陶寺古城的规模基本相当，是中国龙山文化时期规模最大的古城之一，也是成都平原古城遗址群中年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个。

考古结果显示，“宝墩文化的人群大约生活在距今年至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古城遗址的发现是对“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演化模式发展规律最好的诠释，也是对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拥有多元化中心的支持。

第二，郫县古城位于郫县县城北约8公里的三道堰镇古城村和梓路村，相传为三国诸葛亮养马的“养马城”，这里属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

郫县古城遗址城垣是同期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中保存最好的一处。该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长约米，宽约米，面积约30.4万平方米。城垣在地面以上保存的高度还有5.6米。”

第三，都江堰芒城，“位于距离都江堰市区南约12公里的青城乡芒城村，地处西川平原的西部边缘。”该城址平面近似方形，分内外两圈城垣，以内圈保存较好。推算整个城址面积约10.5万平方米。

第四，温江鱼凫古城，位于温江城关北约5.5公里处，东南距成都市区20公里，西南离岷江7公里。遗址习称“鱼凫城”，相传蜀人鱼凫王曾于此建都。“鱼凫古城有可能延续使用时期长，人口也较多，是当时成都平原人们聚居活动的中心之一”。

除了以上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古城址外，还有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宝墩文化古城群分布较为集中，主要修建在岷江出岷山的三角扇形地带，多选择在与河流平行的垄岗状台地建城，城址形态虽然具有多样性特点，但是，各城址在年代和文化上都表现出前后继承关系。

宝墩文化时期是成都文明孕育、兴起的时期，“大批聚落中心和古城”、“大型建筑”、“大型祭祀活动”的出现，标志着早期国家的产生。

宝墩文化时期的大型古城和聚落中心多达6个，其密集程度超过了同一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宝墩古城的面积规模巨大，为双重城套格局，外城面积达万平方米，这在当时极为少见。要修建如此规模巨大的城堡，非部落所能办到，只有权力高度集中的以王权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才有能力和条件组织大量的劳动力，并运用社会财富来建设。

在宝墩古城遗址群中也出现有各种“大型建筑”，如宝墩古城内发现有多个大型建筑群基址；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有面积达多平方米的大型建筑遗址。据研究，这些大型建筑遗址都可能与祭祀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不属一般的居址，可能为大型的礼仪性建筑，比如举行公共仪式活动的场所。”

因而，从这些古城群遗址大型建筑可以判断，其时成都平原已经进入阶级分化和国家形成的发展阶段，这些古城遗址皆为早期国家的都城。这些都城的年代正好与蚕丛和柏濩两代蜀王的年代基本重合。

成都平原是中国最早发生农业革命的地区之一。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来，新石器时代后期，古蜀先民就已经开始进行原始农业生产。蒙文通先生认为，岷江上游河谷是古蜀最早开拓的地区，古蜀农业即是从岷江上游河谷开始的。

这一判断已为岷江上游营盘山考古发现所证实。20世纪初年，考古工作者对营盘山遗址浮选出的农作物籽粒和田间杂草种子进行了对比，农作物籽粒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初具规模。文化年代上略晚于营盘山遗址的什邡桂圆桥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边缘，该遗址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桂圆桥一期遗址也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农作物，其中黍的数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另有少量的苋科种子和粟，并未发现水稻。

这些旱作农产品的发现，说明在距今0年前，成都平原已经步入农业时代。在距今年至年的桂圆桥二期遗址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水稻，水稻的品种相比其他农作物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仅发现有零星的黍、粟。

宝墩古城建立的时间，大致与桂圆桥二期遗址相当，考古工作者在宝墩古城址群的遗址中也相继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水稻。由此表明，此一时期水稻在成都平原已经被广泛地种植，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从以旱作农业为主开始向以稻作农业为主转型。除了考古发现以外，也有文献资料记载古蜀较早就开始发展农业，其农作物有水稻、菽、黍、稷等。

《山海经?海内经》说道：“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有研究认为广都之野就是指的成都，也有研究者认为是指今成都附近的双流。而“膏”是指粮食细腻、滑润，如膏一般。由此可见，古蜀国不仅盛产菽、稻、黍、稷等，而且皆为上等农产品。

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从此人类由单纯的食物采集者转向相对自立的食物生产者，改变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促进了人类一步步地认识大自然、利用大自然，进而生产出超过自身所需要的各种农产品并加以储存，由此产生了剩余农产品，而剩余产品的出现则成为原始社会解体的重要催化剂，促进了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产生。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也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开始从迁徙不定的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变，推动了村庄聚落和城市的产生。

从全球范围来看，不同区域的农业革命出现的时间有早有迟，最早的为距今1万至0.8万年前，但更多的是在0.6万至0.4万年前。古蜀地区农业革命出现得较早，从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到成都平原的宝墩古城群遗址，农业革命沿着岷江河谷向成都平原推进，而农业革命的出现则预示着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即将照亮成都平原。

综上所述，宝墩古城群的相继建立，是蜀地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社会发生变革的结果，是社会分化、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政治变革的重要标志，筑有高大城垣的古城群标志着成都平原早期城市文明的形成。因此，以宝墩古城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古城群的发现，对于揭示古蜀史前社会的发展、长江文明的起源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将成都的都城历史向前推进，成都的早期历史不再是虚无飘渺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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