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四川与日本1876年,竹添进

在雨天的成都

晚清的成都，随着近代周边场镇的兴起，货物之流通，人口之云集，而各方面都得到相应之发展，呈现出自明末清初之衰颓以来，难得的复兴景象。虽然这复兴的景象远不及唐宋时成都之繁盛，然地利并不因朝代的变迁而有大的变化，要的只是岁月静好、人物平安，统治者稍忍盘剥之巨手，那么现实的繁盛则可期而至。我认为成都从明末清初的隳败之局走出来，其复兴的标志便是，从乾隆中后期，江西旧书商到成都贩书开始。因为有口饭吃，是人生存之基本，但这不是一切。但没有这基本，就不可能衍生出对文化的热爱，命将不保，指望到处都是“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是不现实的。

年7月初，竹添经历跋涉到了成都，就且停留几日，休憩身子。他因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自是要到古旧书铺一观。其时，清末民初四川文化的勃兴，刚开始发芽，尊经书院因张之洞之主政四川，并延请王闿运当山长，而得以培育出许多英才。但在年，许多后来驰骋的人物，都还小，尚没有成蔚然之局。即令彼时正当年的人物如廖季平（24岁）、顾印愚（21岁）、杨锐（19岁）、吴之英（19岁）、宋育仁（19岁）、张森楷（18岁）、刘咸荥（18岁）等，皆处锥中，竹添进一郎自是无法也不想认识他们，他认识的是名重已久的俞曲园一辈人物。但与上述同龄的人中，有一位竹添进一郎应该有机会见，但可能见了，他在书界羽翼未丰，亦未必有交道。这人便是后来名重成都士林的版本学家、旧书商周达三。周达三当时20岁，后来曾为张之洞、吴棠等彼时在四川的要人刊刻书籍，晚年曾任四川商会会长。学者廖季平在其殁后曾撰有《周达三先生墓志铭》。竹添进一郎不愧深爱中国文化的人，到得成都之第二日，即“过骨董铺”，但“书画玩具无足者。书肆则所在布列，卧龙桥前后最多。青编缥帙纶乎庋阁间，文学之盛可知也”（7月3日）。书是很多，但能入竹添法眼的好书不多，但“文学之盛”则是他从书籍的繁多里，已经窥出大概了。因为有读者，才有市场，这个推断是大致不差的。

▲晚清时，成都北边的牌坊伊东忠太摄

▲晚清时，成都南门城楼

▲晚清时，成都锦江畔的崇丽阁威尔逊摄

竹添来川之前，似乎也看了不少关于四川的书籍，因此日记用一定篇幅引证四川之所以为四川的诸种成因。他认为巴蜀地区的人，“民质直而剽悍，然五方杂处，匪类亦多”（7月3日）。“自入川省，每县有务政坊，每闾有节孝坊”，竹添分析说，这是因为好官太少，世风浇薄所致，“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7月19日）。但再博学，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巴蜀的专家，因之四川之来历便弄错，而此点整理者张明杰也没有什么说明，大抵他也不清楚。“所谓四川者，盖取名于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也”（7月3日），其实四川是在宋代由益州、梓州、利州、夔州为治所的“川峡四路”，简称而来。

弄错了四川的来历，也不妨碍他在成都玩得尽兴。在成都时，虽然没有会到前述那些将来在四川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但刚卸任的新繁知县、江安人陈锡鬯的来访，还是让他很感高兴。陈之来，没有任何交待，不知是谁人介绍予他。竹添在书中记录了一些类同小说家言的东西，如陈给竹添言其父亲在道光末年即测知天下将大乱，并说了“不出数岁国难必起，惟楚材足以靖之”的话。这个难逃事后诸葛之讥的说法，善于怀疑的竹添竟深信不疑，不亦怪哉？

▲年，在成都关帝庙聚会的十三个日本人选自山川早水撰写的《巴蜀旧影》一书

▲晚清时，成都的安顺桥

▲晚清时，成都锦江码头弗里茨·魏司摄

▲晚清时，老成都的城隍庙约翰·伯奇拍摄

竹添在成都的十天里，大多为雨天，范成大谓“蜀中无梅雨”之说，他认为“未必然也”。以今日观之，其游武侯祠，无特殊可记录者，但杜甫草堂里，“祠西成渠引池，有鳖数十，浮出水面，见人无畏避之状”，今日无由得见。青羊宫里则设剧扬，“商贾云集，百货山积，人雷汗雨”，说明交易之旺，气候之炎热，于竹添这样不做买卖的旅游者说，“殊为可厌”（7月5至7日）。十天之后，“议买舟东下，时水大涨，江路危险，乃取陆路”（7月11日），其时这个理由也未必成立，因为水路最险的路段也不是成都到重庆。早晨六时从成都出发，陈锡鬯送他们一行至渝，八日即达重庆。除民俗风情外，路上所记者，竹添特为加意的是，一为井盐，二为甘蔗，竹添经世致用之心可为厚矣。竹添在详述各种管理井盐买卖的方式后，他说，“余则以为赠产盐之地，计置灶若干出盐若干，以收其税，听商民就场卖买，随便转贩，不必给引，则商民均赖其利，官亦庶免乎亏盐课之忧矣”（7月16日）。他这样近乎市场经济，自由买卖的见解，高出彼时很多中国人。

▲旧时杜甫草堂的亭子选自《支那文化史迹》第十集

▲晚清时，成都附近彭县龙兴寺的古塔选自山川早水撰写的《巴蜀旧影》一书

▲晚清时，成都满城街道威尔逊摄

出川观风云，猿鹤为吊客

竹添进一郎一行在重庆并没有停留，但他在日记里记叙重庆刚刚敉平的一场祆教与当地民众的冲突。祆教冲突在当时的四川此起彼伏，年有遂宁之变，年则有重庆江北之乱，教徒与民团之间的争斗，可谓激烈。一方面是民众焚神像，另一方面是教徒烧民居，投毒于水井。总之，扰攘不休，刚有承平之象。复次，竹添不愧有心之人，因用范成大《吴船录》来证实重庆瘴气和水井之关系，“范记云：‘盛夏无水，山水皆有瘴。’询之，曰：‘瘴气大减于昔时。但井不可食，特充洗涤之用而已。’”（7月20日）

陈锡鬯因送他们至重庆，遂结下较深之感情，因此分手时，竹添进一郎写道：“乃告别锡鬯，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盖是邦送行常语也。嗟！余自入蜀，即纳交于锡鬯，肝胆相投，呈辄咨询，依以为西道主人，锡鬯亦自任不辞。今乃遽然分袂，真所谓‘别离已异域，音信若为通’者。口叙常语而诚发自中，黯然久之”（7月22日）。竹添游历大半个中国，也只有遇着陈锡鬯这样的一位耿直重情之人，因之走笔不免动情。“一路平安”之口语，今犹常用，百十年间，口语无有变化，但这句话见证过多少生离死别，阅历过多少沧桑巨变，阅竹添此段感慨，不免令我等后人感慨复感慨也。

甫到船上，竹添即看到船老大鞭笞拉纤者，“顷之创痕层层交背，旁观亦为酸鼻”。再者晚间歇船上，则臭虫叮咬，令人不耐，“后闻虫性怯油，寝藉油布则无患”，此等生活小窍门，今日读来，依旧感到亲切无比。舟行三峡，竹添记录之文字雅洁可喜，不让明清小品，其神情清俊，态度可爱。“抵皮石，即楚蜀过脉处。南岸有小聚，茆舍瓦屋相间，颇楚洁，可就而买醉也。舟行一转，忽得奇岩，曰铁棺峡，以形似得名。不知何物黠仙，藏体魄于绝壁，千年不朽，以云烟为墓田，猿鹤为吊客，使过者不觉仰首惊叹也”（7月30日）。

▲晚清时，劳作中的川民威尔逊摄

▲20世纪初年，三峡纤夫弗里茨·魏司摄

▲19世纪60年代的三峡行舟约翰·汤姆逊摄

到得楚境，他除了论述防洪和海关问题，尚有关涉四川的数处。“过东市，川省木材多聚焉。木材之出于川省者，缚作大筏，上又构屋，资生之具皆备。多者至六七户，或有作圃种菜蔬者。候水涨顺流而下，盖东坡所谓鱼蛮子类也”（8月4日）。与今日尚存之富春江上渔户生活竟有几分相似（见《历史学家茶座》年6期有文述此）。苏东坡所谓鱼蛮子者，可用此漂泊江山，逃繁重之赋税，“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鱼蛮子》）。而“武昌、汉阳一带，有川米来而价减之语，则知方今楚人皆待济于川省矣”（8月16日）之记载，在今日恐怕已是陈迹。

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其记录可谓巨细靡遗，但我只能挑一些他人记录不详，或者他观察角度比较新鲜的地方，来加以论说。他沿途进行各地风物之比较，比如有“而后入巴蜀，饱啖荔子肉”（《南十里铺题壁》），大抵彼时荔枝产区虽不及唐宋，但可能比今日只有合江一地能产，要宽广些，从中也可以看出气候变迁。到了鄂西，他记述了我们土家族的一首诗，特别感动我：“久为巴蜀客，又向楚天过。村古蚊声集，江开月色多。淫词仍陋俗，夜舫自蛮歌。搔尽星星鬓，羁愁奈汝何”（《泊邓家沱》）。虽然是百多年前的一首诗，但至今读来，仍鲜活如在目前。竹添进一郎作为一位日本人对巴蜀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更加丰富细致地认识巴蜀的历史，而不是粗枝大叶地看待我们祖先过往的生活痕迹和文化历史。

撰文

冉云飞

供图

白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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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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